科技創新體系視角下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模式研究

1. 引言

   “世界科技強國競爭，比拼的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學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領域已經成為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戰場。同時，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融合程度進一步提升，對于國家重點產業一體化部署和發展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日趨復雜的國際博弈環境下，如何提升戰略科技力量的協同創新效率，探索若干重點領域或技術的高效協同模式，是我國新發展階段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贏得創新發展主動權的關鍵棋。

2. 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的內涵

    戰略科技力量是指支撐國家戰略科技目標，掌握戰略科技資源，承擔戰略科技任務的創新主體。目前，在4類戰略科技力量中，暫時沒有進一步明確標準。其中，國家實驗室體系中已經有若干家國家實驗室和504家國家重點實驗室（正在優化重組）；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中，根據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在高校中共部署了理、工、農、醫等緊密支撐科技領域的一流學科建設點387個；在國家級科研機構中，中科院、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重大基礎設施等國家級創新基地或平臺有600余家；在科技領軍企業中，目前沒有明確標準，如果以《2021歐盟產業研發投入記分牌》榜單作為參考，我國大陸地區共有約584家企業具有較高的研發投入強度和科技競爭實力。本文將以上名單作為戰略科技力量群體的初步分析研究對象。

當前，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一般建有國家級基礎設施或創新平臺、承擔國家重大任務、鏈接國外開放資源等創新資源，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的核心力量。戰略科技力量作為科技創新的國家隊，具有國家屬性而非部門屬性、體系性（集成和一體化布局）、戰略性（集成最優秀的創新資源和要素）、高端性、開放與動態性等特點，且類型多樣并與一般的創新主體存在差異。但是在闡釋戰略科技力量系協同方面，特別是促進大學、研究機構、企業等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和合作，國家創新體系依舊是理解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的重要理論基礎，其在中微觀層面又包括產業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等形式。

如何界定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的內涵？協同發展是將協同的思想納入戰略科技力量的研發創新、技術攻關的各階段活動中。結合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是通過使命愿景、制度設計、任務安排和運行組織，發揮戰略科技力量的引領和支點作用，促進戰略科技力量不同主體、單元在充分發揮自身能力的基礎上，形成位勢結構差序化（主次之分）、能力水平錯位化（強弱之分）、資源分布梯度化（優劣之分）的協同創新格局，實現彼此之間的有序高效溝通、協調、合作，通過打造目標契合、結構耦合、功能融合、資源整合、行動聯合、效能綜合的協同創新綜合體，形成系統正反饋效應，推動整體效能大于單一主體功能之和。

3. 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的研究框架

3.1 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研究述評

    目前學界部分學者對戰略科技力量的內涵定義、基本特征、國內外發展經驗和關鍵問題等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看，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冷戰時期、經濟競爭時期、全球化時代等階段發揮了不同功能。李正風從國家、戰略和科技力量等關鍵詞的概念出發，認為對戰略科技力量的內涵、特征和形成規律的系統性研究不足，在認識上尚存在分歧，難以形成戰略合力。劉慶齡等認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具有政策導向、多層結構、公共屬性、包容開放等多樣化特征。萬勁波等認為戰略科技力量是承擔“有組織的基礎研究”任務的核心力量，需要按照機構特點分類推進，例如國家實驗室和國家科研機構應開展戰略導向、體系化“有組織的基礎研究”。

    關于如何通過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發揮最大作用，白光祖等指出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戰略科技力量要強化建制化、體系化支撐保障，增強原創引領帶動作用。徐示波等提出了矩陣耦合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網絡模型，包括單一戰略科技力量平臺的內部協同模式、戰略科技核心平臺之間的互相協同耦合模式、戰略科技核心平臺和一般創新體之間的協同耦合模式。另外，還有學者對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戰略科技力量進行案例研究，以及對國家實驗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等單一戰略科技力量開展研究。

    總體來看，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的相關研究還需要加強，結合新階段新發展需求以及國際科技博弈態勢，基于協同目標的戰略科技力量布局優化，以及完善多類型、跨部門、跨學科戰略科技力量組織動員機制、協同攻關模式等，都是發揮戰略科技力量作用的重要保障。戰略科技力量的協同發展和攻關能力作為政策領域關注的熱點議題，是學界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更是創新實踐中需要探索的重要組織方式，亟需多種理論視角下探索完善。

3.2 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的模型框架

    在協同創新模式中，產學研協同創新、大學－產業－政府的“三螺旋”、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的開放式創新等都是創新主體協同的重要理論，也是理解國家實驗室等不同類型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攻關的重要范式。

    如何深入理解戰略科技力量之間協同發展的主要維度？結合科技創新體系的各個維度，本文從國家對戰略科技力量的定位及其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角度來闡釋，主要有“技術－產業－區域－國家”共4個方面：一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把關鍵核心技術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需要戰略科技力量在新型舉國體制聯合攻堅中發揮引領或主導的作用。二是提高產業競爭能力，在產業鏈條、供應鏈條的高附加值關鍵節點和環節，優化布局一批戰略科技力量以相互配合，提升產業鏈韌性和談判能力，防止“卡脖子”現象。三是提升區域集群發展水平，以區域創新中心為空間載體，推動相關領域戰略科技力量的規?；?、特色化，以戰略科技力量為主體，聯合其他創新主體，助力區域產業集群化、高質量發展。四是開展國際科技競爭，戰略科技力量是國家科技創新領域的重要生產力，是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競爭和博弈的關鍵創新主體，是贏得國際科技話語權的關鍵力量。

4. 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的主要模式

4.1 技術創新體系：任務導向的雁陣協同

    關鍵核心技術短板主要在于我國基礎研究薄弱，而戰略科技力量是解決產業共性技術供給不足、“卡脖子”技術攻關的關鍵力量。關鍵核心技術有多種類型并且與基礎研究關系密切，包括基于科學的前沿引領型技術，產業共性技術或競爭前技術，高集成性、復雜性技術等，這些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任務已超出單一創新主體的能力，從而需要多元化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攻關。目前，我國基礎研究能力不足是協同發展的重要短板。根據2022年軟科世界一流學科（世界排名Top10）數據分析，我國學科實力不均衡現象突出。中美兩國相比，美國在理學、工學、生命科學、醫學學科中，分別有41、73、19、31個世界一流學科學科點；而我國則分別有3、101、8、0個一流學科點，凸顯出我國“重工程”的學科“橄欖型”結構特點，學科結構不合理、不均衡是影響我國基礎研究支撐關鍵核心技術協同攻關的重要因素。

    任務導向的雁陣協同是發揮國家實驗室等戰略科技力量的頭雁功能，特別是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基礎研究組織、科學問題凝練和技術研發的作用。對于前瞻探索型技術，跨學科、融通型、長期性、依托基礎設施等的知識生產需要開展有目的、有組織的基礎研究，這需要在國家實驗室布局、學科設立、科研院所優化等方面及時根據科技前沿和國家戰略需求做出調整。對于共性或競爭前技術，以科技領軍企業、創新聯合體或產業創新聯盟為頭雁，圍繞技術涉及的科學理論等基礎性科學問題，以及產學研和市場中的關鍵難題，促進企業、高校院所等形成產業發展的最大共識。

4.2 產業創新體系：系統導向的鏈式協同

    從產業創新體系角度看，鏈式協同涉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創新鏈條，也涉及關鍵技術產品或裝備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等供應鏈條。鏈式協同是指在創新鏈、供應鏈的高附加值環節，我國實現戰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完整性和針對性覆蓋，以提升鏈條應對不確定情況的韌性。根據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17個子行業的測算，我國高技術產業創新系統的協同度整體偏低，根源在于技術研發、技術吸收兩個子系統有序度偏低從而影響了產業協同。對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的科技前沿領域，根據對人工智能等8個重要產業鏈條中戰略科技力量規模統計，量子信息、農作物種子領域的創新鏈下游的力量較弱，鏈式結構失衡，鏈條中的規模力量不均衡導致鏈式協同效果難以有效發揮，影響協同效果。例如，在農作物育種領域中，基礎研究領域約有15家國家學科重點實驗室，應用研究領域有11家國家企業或省部共建實驗室、約26家中國科學院和中國農業科學院的研究所及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但是科技領軍企業的數量較少。從農作物育種領域的鏈式協同看，創新鏈上游的戰略科技力量規模較大，但是下游的規模較小，上下游規模的失衡影響系統性的鏈式協同的效果。

    提升鏈式協同能力，一是在創新鏈協同中，協同體現要聚焦創新鏈不同階段的戰略科技力量主體之間的協同，基于國家戰略目標，科學發現、技術創新和工程創造等鏈條中不同類型主體根據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優勢特長，依托產業鏈核心樞紐平臺，進行“串行式分工”并開展“接續式攻關”，實現“0-1-10-∞”的創新效益，形成多主體、跨領域、全鏈條一體化的協同創新格局。二是供應鏈協同中，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烏沖突凸顯了供應鏈的脆弱，產業發展中涉及的核心技術、產品設計、重大產品生產或裝備需要戰略科技力量的全覆蓋，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引領牽引大量的中小型生產者、供應商等形成具有高度自適應、自調節的產業創新生態體系，以在國際科技競爭中，特別是某項某類企業受到扼制時，其余各類戰略科技力量能夠提供及時響應支持，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

4.3 區域創新體系：功能導向的集群協同

    有條件的地方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或區域科技創新中心，是提升戰略科技力量在區域中布局、發展和攻關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從區域創新體系角度看，創新主體空間上的鄰近性有助于隱性知識的有效產生、傳播和共享，這是戰略科技力量發揮主導、引領和積聚作用的重要基礎。另外，各區域資源稟賦、研究基礎、發展目標等存在差異，其打造全球科技創新要素匯聚地的模式、區域布局結構和創新網絡模式等也就存在差異。據測算，京津冀地區呈現出資源極化的布局特點，京津冀區域內國家科研機構共計344個，其中分布在北京、天津與河北的比重分別74.4%、13.4%和12.2%。區域資源分布極化現象將會造成生產要素成本升高、基礎設施擁擠、產業創新溢出效應不明顯、產業集群規模效益遞減等問題。相比之下，長三角協同呈現出網絡化特點，上海、江蘇、浙江的戰略科技力量分布結構相對均衡。

    區域內的戰略科技力量基于功能的集群協同包含三個維度：一是要以特色為目標、錯位發展的區域協同新局面。例如，結合成渝區域新能源汽車和智能汽車發展需求，提升先進制造相關學科點、國家科技機構或創新平臺建設，提高戰略性資源的支撐能力。蘭州-西寧經濟帶在生態安全目標下要根據當地研究基礎和特色，針對性引進、培育戰略科技力量，支持區域內特色產業企業的發展。二是戰略科技力量規模與區域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資源需求相一致。根據統計，長三角擁有全國約1/3的一流學科建設點，京津冀擁有40%的國家科研機構；粵港澳地區擁有全國約15%的科技型企業，但是一流學科點、國家科研機構卻不到全國5%，與粵港澳地區的GDP、人口規模等發展不相匹配。三是打造特色化的區域戰略科技力量集群化發展模式。發揮戰略科技力量的引領協調作用，圍繞珠三角、成渝、長江中游等城市群的發展目標，以核心技術研發、中試、推廣等廣泛需求，構建資源整合與利益共享機制，吸納凝聚一批非戰略科技力量為重要基礎，形成具有特色的產業集群，打造具有產業特色的區域科技創新中心。例如，推動京津冀的布局從極化結構向“梯度化”發展，形成資源布局合理有序、創新力量相互支撐的局面，推動“城市集群”向“區域集群”演變。

4.4 國家創新體系：使命驅動的開放協同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軍。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戰略科技力量進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或者新型舉國體制的實施面臨開放的全球環境，重大技術、產品或裝備的研發、生產和推廣處于高度開放的國際體系中，要從全球視角去審視產品性能競爭、創新資源配置、產業政策體系，開展全球合作和競爭。隨著我國科技領軍企業研發投入逐漸增強，開放式創新、國際化等能夠促進獲取戰略性、互補型資源，從而提升創新績效。同時，科研范式變化、開放科學發展等不僅需要各類戰略科技力量高效協同，也需要中介組織、科技金融等創新要素的支撐，更離不開國際科技組織、科技社團等非戰略科技力量的“粘合劑”作用，需要推動構建相應的網絡生態系統。

    在開放的全球化背景下，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發展要從多維度考慮。一是要加強與其他國家重要創新主體的深度合作。例如支持國有企業、跨國企業、科技型民營企業等聯合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主體“走出去”，深度嵌入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條中，促進形成“人中有我”的深度合作局面。二是加大戰略科技力量的開放式創新廣度深度，引導各類創新主體根據數字化影響創新的路徑、開放科學影響產業發展的差異等新問題，推動建立相應的協同發展模式，提高開放合作的效率。同時，以開放科學和開源技術為路徑，強化科技與政策、產業、金融、教育、社會等維度之間的深度融合、交互支撐，推動構建有利于科技發展的良性生態。三是推動構建適應戰略科技力量的創新網絡生態。重點聚焦創新網絡中各類創新主體的互補性組織遴選機制、價值共創機制，以及競爭者、市場、中介組織、科技金融、國際科技組織、科技社團等創新要素協同機制，推動建立相關組織和機制的協同和自組織演化，打造開放型、國際化、動態化的創新生態網絡，有效支撐戰略科技力量的作用發揮。

5. 結論與建議

    戰略科技力量作為國家核心創新力量，也是創新體系的關鍵要素，為提升戰略科技力量的協同效能，需要從制度設計、機制創新和環境建設等多方面發力。

    一是加強戰略科技力量協同的制度設計。組建高層次的組織或協調部門，提高對各部門各領域戰略科技力量的協調動員能力。針對部門之間、央地之間、戰略科技力量之間協同，以及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協同，出臺針對性的意見。聚焦重大攻關目標，破除戰略科技力量歸口部門、戰略科技任務牽頭部門與戰略科技資源管理部門之間的協作壁壘，提高政策供給普適性和精準性。

    二是加強戰略科技力量的協同機制建設。建立產業創新協同創新機制，提升產業需求、科學問題和技術難題的轉化，提高攻關效率。加強科技領軍企業主導協同機制建設，強化企業在重大技術需求、合作單位選擇、子項目成果驗收和經費分配等方面的決定權。探索新時代“國家征召制度”，為更多機構和人才從“被動參加”到“主動請纓”提供條件。

    三是提升戰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針對性。圍繞科技創新的“四個面向”，結合新型科技發展趨勢、交叉學科發展和國際科技競爭博弈態勢，結合我國區域發展目標和資源稟賦，及時加強已有機構優化重組和新型研究機構建設，提高戰略科技力量布局的精準性、針對性和全面性，形成體系化、層次化布局。圍繞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電池等具有先發優勢領域和引領發展領域的產業鏈條，加強關鍵節點評估，強化戰略科技力量的支撐能力。

    四是完善適用于戰略科技力量的創新體系建設。圍繞腦科學、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的協同攻關，加強科技、經濟、產業、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套，提升戰略科技力量與其他類型創新要素的協同效率。創新科技人才培養模式，特別是加強數學、醫學等基礎性和交叉學科的人才培養，夯實人才基礎。聚焦新興領域推動大科學計劃與大科學工程、國家科技組織、科技社團等建設，建立跨界多元的交流機制。